人民币在8月11日的贬值,自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
(一)金融部门的成长 1997年全面金融改革后,韩国金融领域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包括11家商业银行在内的许多金融机构退出市场,不良贷款得到处置。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意识到了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的局限性,于是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3.外资流入的去监管化 1994年,韩国开始加速开放资本市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需要等所有配套条件都成熟才开始推动金融改革。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借鉴 首先,打破基于政府、银行、产业的连带关系并非易事。通过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和金融监督院院长职位分设,实现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职能的分离。放松管制加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鼓励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金融市场创新。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进入专题: 金融自由化 金融改革 。国家控制了银行体系并深度干预信贷资源配置。因此,发展民营小型银行需要以银行体系的存量改革为主。
一个中心就是以政府立场的转变为中心。因此,监管部门需要放松业务管制,并做好业务发展的咨询和服务工作,帮助商业银行走好差异化发展的道路。短期内中国银行业降低成本仍存在一定空间,但其作用是相对有限的。在体制机制扭曲下廉价资本的供给常常是为低效率企业提供补贴,挤占本来应提供给高效率企业的资金。
银行体系的总分行制度和大而不能倒定律将把各种企业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和社会犯罪风险集中转嫁给国家财政。日本也应国债市场缺乏流动性而不能支持日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并借鉴香港、新加坡和迪拜的法律制度,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和执法制度以提供支持。首先,国债市场是所有经济主体管理流动性的最好工具,在经济社会不确定性增长的背景下,流动性不仅有价值而且具有升值趋势。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历时15年,按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的改革顺序目前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即放开小额、活期和短期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需要推进以下配套改革措施:(1)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
图4是笔者计算的1990-2011年间上市公司股息率(全年红利与年末股票市值的比率)与同期的存贷款利率的比较。从全球经济规模的历史数据来看,1980-2010年间全球GDP排名进入前四位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六个国家,除了中国是个例外,其他五国的货币,美元、日元、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以及英镑都是国际货币。银行吸收居民存款,替代了政府税收功能,而拨改贷又替代了政府财政支出功能(见图2)。政府需要放弃传统的量入为出、年度平衡的财政理念,确立长期动态平衡的现代理念,不再将国债市场仅仅看作是传统的国家财政预算管理工具,而是将国债市场发展看成是培育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
更多更好地促进健康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其他消费服务业的发展。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专营资金的金融业凌驾于所有产业之上,通过资金的融通与配置决定着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配置。
二.金融转型的内涵与意义 笔者提出的金融转型特指实施了60余年的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退出,其主要内涵在于政府职能与立场的转变,即政府的职能与立场需要从主导资源配置、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移到保护中小投资者,最终债权人,以及防范商业的欺诈。至此,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部沉淀的改革成本的社会化分摊过程已全面完成。
实现效率与平等的优化组合。笔者认为,利率市场化固然重要,但破除刚性兑付和借款人的软预算约束显得更为重要。第四,从确立政府的公信力入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与信息披露制度,使市场声誉机制、市场选择和淘汰机制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在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从而民营经济日益壮大之时,金融体系仍然以国家信用支撑,并受到过度的行政管制,其隐患与问题变得日益严重。2006年本应是金融抑制政策退出的最佳时间之窗,年末银行业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再让存款人补贴银行已毫无道理。第一,通过降低所得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直接刺激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
资金成本的上升与盈利的压力正在诱使商业银行积累高风险资产。这里资源让渡部门(或储蓄者)和金融中介部门食利的合法性并不等于创造财富,这个新增财富还是实体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
1987-1995年公共部门的平均赤字高达GDP的11.16%,其中通过银行部门融资的部分占GDP的比重达到7.09%。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启动了借助股市将改革成本向中产阶层分摊的社会化过程。
二是目前犯罪成本太低,带来鼓励犯罪和法不责众的结果。全球范围需要防范的是金融集团通过市场操纵(西方)或行政垄断(中国)在未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甚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金融体系应回归有效配置资源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
政府应当特别珍惜当前居民相对富裕的资本供给,高度重视居民财富积累的养老需求,保护好债权人与投资者的权利,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市场约束机制,确保资本的有效配置和民众通过金融投资渠道分享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果。金融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据专家估算,这一时期国家从农村获取的转移收益大约为8000亿元(毕泗生,2003)。这一点对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
因此当越来越多非国有企业大量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时,股票市场的财政功能已经转变为财富转移功能。中国抑制型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时期演变到极为严重的地步。
无法借助市场选择机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优选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形成城市群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合理布局。第五,赴香港发债可以纳入中央政府统筹范围,配合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来推进,维护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家政局的稳定。
2、商业银行的总分行制度正演变成为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向国家财政集中转嫁的不稳定机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反之则是十分反常的。
从国际经验和国家财政的金融风险承受能力来看,中国银行资产占GDP比例的相对规模已经接近极限。更需要风险资本在市场寻找、筛选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在笔者所考察的这一时期,国有企业股票市场融资额占比平均在70%以上,其中2005、2006年占比分别超过了90%和85%。第一步需要提高股权融资的成本以限制企业的上市寻租和投机行为,将股票市场融资机会提供给真正具有成长性、高回报和行为规范的企业。
笔者发现,G20国家除了英国和法国外,其他发达国家银行资产占GDP比例都在100%-200%之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100%以下。5、金融领域的短期暴利与实体经济的经营困难形成鲜明对照,引发着社会资本脱实入虚的产业空心化趋势。
截止2006年,(除农业银行外)国有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存贷款利差补贴、央行再贷款、财政注资、外汇储备注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举措,完成了资产重组和上市融资的全过程,银行业整体稳健指标达到国际水平。由此可见,规模累进的存款保险费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并通过行政管制手段和产业政策将供不应求的廉价资本导入政府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企业。 三.金融改革的主体部分 :商业银行结构改革 商业银行改革将涉及准入与退出机制、利率市场化和混合经营的多样化发展等问题。